從今年2月1日起，江蘇省各類地區(qū)均以超過12%的增幅上調較低工資標準，成為我國受資金危機沖擊作出政策調整之后，靠前個上調較低工資標準的省份。與此同時，北京等地也表示將上調較低工資標準。這些做法向社會各界傳遞了一個積較的信號。
　　
　　近些年來，在我國經濟持續(xù)高速增長的同時，國民財富的增長速度明顯低于相關部門財政收入的增長，因而調整國民收入分配、增加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的工資收入，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。
　　
　　電力電信等行業(yè)職工實際收入是其他行業(yè)5-10倍
　　
　　“說到富民問題，其實我很清楚，60%的百姓口袋里達不到每年公布的收入平均數，是‘被拉高’的。”1月19日，時任南京市代市長、現南京市市長季建業(yè)在這個市政協科協界、工商聯以及港澳、經濟界等聯組討論時說。
　　
　　這句話立即引發(fā)了各界人士對于百姓收入“被拉高”的熱議。事實上，長期以來的人均收入的某些統計數字，不僅難以分辨行業(yè)與行業(yè)間的工資差別，同時也難以分辨同行業(yè)不同級別員工間的工資差別。
　　
　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顯示，目前電力、電信、資金、保險、煙草等行業(yè)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(yè)職工的2到3倍，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，實際收入差距為5到10倍。
　　
　　在資金危機的特殊背景之下，中國經濟克服重重困難，總體回升向好，但是相關部門與城鄉(xiāng)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狀況并沒有明顯改善，因而很有必要作出調整。
　　
　　國家統計局較新數據顯示，2009年城鄉(xiāng)居民收入增速基本與GDP增速持平，明顯低于財政收入增速，且城鄉(xiāng)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拉大。
　　
　　相關人士認為，我國城鄉(xiāng)居民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所拉大，特別是由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過低，已制約了百姓消費能力和生活質量的提高。這種收入分配的方式，還影響了我國經濟發(fā)展的宏觀路徑。城鄉(xiāng)居民收入增長緩慢，不僅是制約我國消費增長的瓶頸，也不利于我國轉變以內需拉動為主的經濟發(fā)展方式。
　　
　　上調工資：改善民生，經濟企穩(wěn)信號
　　
　　值得肯定的是，一些省市開始解決收入分配方面的問題，如借助地方財力的增加，提高較低工資標準，就是具有良好示范效應的一個重要舉措。
　　
　　江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勞動關系處處長金鑫介紹，這個省將分三類地區(qū)分別提高職工較低工資標準線，幅度均超過12%，以南京市區(qū)、蘇州等地等一類地區(qū)為例，從850元調整到960元，增幅為12.95%。
　　
　　金鑫說，在經過準確測算并通過工會籌備、企業(yè)家協會和企業(yè)聯合會的三方協商機制多次溝通后，提高較低工資標準的方案靠前時間得到了江蘇省委、省相關部門的批復。
　　
　　“如今相關部門有能力，企業(yè)也有能力承擔這樣的支出，我們的目的是實現經濟轉型、企業(yè)發(fā)展和保障民生的良性互動。”金鑫表示，上調較低工資標準，是江蘇省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，也是江蘇經濟企穩(wěn)回升的積較訊號。
　　
　　與此同時，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相關負責人表示，擬較早于2010年4月初恢復上調較低工資標準。北京擬將較低工資標準上調10%左右。
　　
　　上調較直接的影響是工資成本的上升
　　
　　提高較低工資標準僅僅是實現社會均衡發(fā)展、調整收入分配的舉措之一，實現這一舉措，還需要打出更多的政策“組合拳”，才能較終達到改善民生的目的。
　　
　　“事實上，即使提高了較低工資標準，我國的勞動力成本還是比較低廉的。”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產業(yè)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高汝熹表示。
　　
　　高汝熹認為，當前，全部資金危機的影響仍在，我國經濟也處于恢復階段，各地在調整較低工資標準時，要把握一個度，避免大起大落，打擊正在恢復的經濟。
　　
　　相關人士認為，對于企業(yè)界來說，提高較低工資標準，較直接的影響就是工資成本的上升。
　　
　　金鑫介紹，為了幫助企業(yè)降低因上調較低工資標準而增加的經營成本，江蘇省相關部門將幫助企業(yè)減負穩(wěn)崗，力爭消化企業(yè)提高的用工成本。
　　
　　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認為，中國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，是由市場競爭機制和相關部門行政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，要想撬動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，相關部門必須通過社會政策、經濟政策、財政政策、資金政策進行市場干預。降低資本在收入分配中的權重，增加工資在收入分配中的權重。